我在春天等你铃声用声音讲述青春点滴，用文字传颂校园生活，于平凡处显不凡，在细微处见初心。在FM1952，用最真挚的情感，把你的故事向听众们娓娓道来，别怕打扰，说你想说的话，这十分钟，我们认线栏目由中国政法大学新闻通讯社广播台出品，致力于展现法大师生风采，传递校园正能量，在这里，我们用声音陪伴你。

　　中共党员，曾获首都高校记者基本功大赛二等奖，中国政法大学校园十佳记者，二等学业奖学金。参与编辑策划官微、校报、校报副刊《鶵鸣》《深度对话》视频栏目等。

　　曾获中国政法大学优秀团员、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三好学生，现被录取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大家好，我是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1802班的张欣怡，很荣幸能来到FM1952，和大家分享我在法大做学生记者的故事。

　　之前有人问我，你有“新闻梦”吗？回顾大学四年，我课余的一大半时间都和校园新闻工作密不可分，然而却并不敢说自己是“校园记者”，更不敢妄谈“新闻梦”——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传播学教育，也没有在专业新闻媒体工作的经历，更没有在当下新媒体的流行趋势中争当弄潮儿，一个“校园记者”的名头尚且让我如坐针毡，又有什么资格谈“新闻梦”呢？

　　后来，我偶然间看到一部电影叫《上帝之城》，男主角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的巷战前抖如筛糠，却依然扭曲着身体隐伏在角落，用快门记录下激烈的战斗画面。在这一刻我认识到，“新闻梦”与其说是基于自身素质和能力而衍生出来的情怀，不如说是一种“无限趋近于真实和现场，却又始终与繁杂混沌的现实保持距离”的生活准则，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和人生状态。

　　时间来到四年前的百团大战，那时新闻通讯社的招新席位在拓荒牛正前方，师兄师姐炫酷的黑金配色文化衫背后印着“借你双眸读法大”七个字。这个推心置腹又略带浪漫气息的slogan瞬间吸引了我的注意：我也不想被蛊，可是他们邀请我做学校的眼睛诶！于是我填了报名表，接着通过了编辑部的笔试——我印象里笔试环节不光有填成语、改语病等等题目，还要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小作文，这件事让我在未来四年里都对这里充满了一股不可名状的斗志。

　　初入新闻通讯社的工作充实而新鲜，我最常做的事就是校对、参与选题讨论和完成“每周一稿”。校对是每个“新闻民工”的必修课，从校对头版新闻和专访特稿的细碎工作中抬起头来，我发现，校对居然是一个快速提升文字韵律感的方式；选题的过程在实质上就是学习去寻找什么是值得“关心”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世界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排列在我面前；“每周一稿”更是相当有效的锤炼，虽然不一定会逼迫人迸发灵感，至少对“冗词赘句”的触觉变得更加敏感了。

　　第二年自己也成了师姐，组织面试时问了很多人：你要如何对一个失明的人描述蓝色？当时一位同学的回答令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我可能会拉着这个人躺在沙滩上，面朝蓝天，空气里充满海风的味道，我会告诉ta，这种感觉就是蓝色。”这时我才恍然明白，“借你双眸”的真实含义绝非自负地争做他人之眼，狭隘地当那片障目的叶子，而是通过记者的身份，学习如何睁开自己的眼睛，打开世界更多的面向。

　　还记得刚刚开始学习特稿写作时，我读了一线记者名篇的汇编《非虚构》，读了《无缘社会》《小镇喧嚣》和《中国农民调查》，再加上首都高校记者基本功大赛时一位评委随口说了一句“你写的推送很有意思”，我飘飘然地认为自己也是拥有“叙事精神”的“时代记录者”，掌握了写作报告文学的能力，就差扎根实践了——然而现实却远比我想象得更加微妙而厚重。

　　在这三年里，我听远程支教的组织者师姐皱着眉头讲起支教地山村小学仓库里崭新、未充气的篮球；在大二时重返“盛华”，蹲在师弟师妹们的小马扎旁边听他们讲军训的感受；与法渊阁、保卫处的老师们谈论校园建设的种种考量，和他们交换感受和意见……每当我以为自己明白了整件事情的情感逻辑和来龙去脉时，他们往往又会抛出新的事实和问题让我疑虑、徘徊。

　　每次深入地了解一件事，我总是举棋不定，如坐针毡还难以下笔，但焦灼中又带着一点点安慰，毕竟审慎也是一种必要的品行。后来，每次读到其他同学们写作的特稿和专访，比如基层校友寻访和口述校史的系列访谈稿时，我总能想象到他们收集素材、采访调研时的情景，那种发现新鲜视角、新鲜经历的惊喜，以及整理写作时的焦虑仿佛都感染到我自己身上，而他们的发掘和处理则往往让我受益良多。

　　我其实有些害怕社交，更不擅长表达自己的想法，却对于“当记者”和“做采访”这件事非常热衷，它好像为我披上盔甲，让我所有的表达都有了一个合理妥帖的出口。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调适自我的表达欲是我们在成为“观察者和记录者”这一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一方面，反复的倾诉和循环式的自我输出只会让表达归于乏味和扭曲。另一方面，我也暗自下定决心，要保持对表达价值的追求，保持对于新颖、精炼、准确的追求，因为让我远离价值的不是与事实隔绝，而是缺乏探究事实本质的毅力和热忱、缺乏对表达臻于至善的磨砺。

　　忝列“校园记者”四年之后，我发现，当我把“面对真实”看做成一种“技巧”的附庸时，心情往往会莫名其妙地感到解脱和舒畅，而这种“自得”事实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回避。在今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位拄着左右两副拐杖，却依然在翻捡垃圾箱的老人。看到她时，我脑海里一瞬间浮想联翩：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新闻素材！这位老人的生活遇到了什么样的障碍，背后蕴藏着社会结构的畸形还是文化惯性的遗存？这个垃圾桶和拐杖的构图很妙，老人白发凌乱得也恰到好处，为什么我没有带相机出门……正在我手忙脚乱翻找相机时，一个念头却如当头棒喝将我震醒：“这些对拄着拐杖捡废品的她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你是否真正尊重、关心这个人？”

　　我立刻回想起2019年的春天，当时我和市创项目成员们前往一个进城务工女性社工组织的活动现场。当我们认为整场活动“非常有趣”，向社工组织的负责人提出“可不可以跟阿姨们深入接触一下”的请求之后，他警惕地看着我们：“已经有不少学生把她们当成课题作业了，她们不是问题。”那一刻的羞愧确实很具有杀伤性，但是我却依然在延续着相同的错误。当我们自诩向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靠拢时，某些精神心理定势的诱惑却在不断上演，让人们只记得“新闻以载道”的功与名，忘了投入自己的思考和灵魂，将知识转化为精神和行动力量的呐喊。

　　最后，我依然想说，“记者”并不仅仅代表一种职业或者能力，而是代表着一种生活准则，它让我时刻牢记将自我映照在“表达”这面镜子前，克服自身，交流互鉴。幸运的是，这条路虽然坎坷难行，我依然相信我们都不是独行者。祝法大所有的“记者们”灵感多多，愉快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