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妍妮“洪范八政，食为政首。”在《尚书·洪范》中列举了治国理政的八个重要方面，而解决好人们的吃饭问题是第一要务。陈启文于2009年就采写了《共和国粮食报告》，时隔十余年后又推出了这部以“中国饭碗”为主题的长篇报告文学。这部作品将重点放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余年，并从一系列突出而尖锐的追问开始：中国的粮食现状如何？中国人在21世纪能不能养活自己？如何构筑起中国粮食安全岛？作者从“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出路在科技，动力在政策”等一个个关键点切入，用扎实丰富的事实和血肉丰满的人物细节揭示了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依靠自身力量，逐步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2020年，对于全球都是灾难深重的一年，新冠疫情与自然灾害叠加在一起，一场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正在袭来，而中国人民则续写粮食“十八连丰”辉煌，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里。这部作品将粮食提高到关系国家安全、民族命运、人民福祉的战略高度来思考，为当下报告文学如何更好地干预现实、参与生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宏大叙事中体现了作者出色的文学叙述品质。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文学创作一级。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大宋国士》，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袁隆平的世界》《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等30余部，作品曾获国家图书奖、中国新闻奖(报告文学)、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中国优秀传记文学奖等。

　　兴许，许多和新中国一起走过来的人，还记得开国大典后不久，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曾经放言：“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中国能打赢战争，却无法解决几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不能不说，这位“冷战政策”的制定者，一下就抓到了中国的命根子，吃饭问题，的确是中国历来最大的软肋。

　　粮食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粮食，而是历史演进的规律、民族兴亡以及生命的无穷奥秘所构成的自然与文化的混合体。它是每一个生命最基本的需要，也是历史最直接的载体，它内部包含着巨大的信息量，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超越。如果说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粮食就是它最基本的底线。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度，自上古的神农、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华农耕文明之先河，历朝历代，始终把解决天下生民的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然而，追溯中国亘古以来的历史，既是一部以粮食为主的农耕文明史，也是一部天灾与人祸交加的饥荒史。历史上的每一次凶年饥岁，又无不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说穿了就是饥民起义。为了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中国农民一次次揭竿而起，当他们被逼到了“人相食”甚至是“易子而食”的残忍绝境，战争已不是最残忍的选择。哪怕最后能吃上一顿饱饭后立马死去，也比沦为一个倒毙于荒野赤地的饿殍更加心甘。

　　当千古帝制终于被推翻，一个身影站在了历史入口处——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他在《》“民生主义”第三讲中，讲的就是吃饭问题，他将这最容易又顶重要的吃饭问题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吃饭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的。”而他提出的奋斗目标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有很便宜的饭吃”。这并非多么崇高的理想，而是一个最基本的生存目标，却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山先生认为，首要是解决土地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对于中国农民来说，粮食是命根子，土地则是命根子的命根子。为解决土地问题，中山先生指出了一条路，“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完全解决。”然而，“革命尚未成功”，先生就与世长辞，他的愿景在军阀混战、外寇入侵的烽火连绵的乱世中，变成了一个难以实现的遗愿。战乱中的中国也是一个饥荒之国。据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估计：“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至700万人死于饥饿。”按他的推测，在民国存续的38年间，中国死于饥荒的人口至少超过两亿，这远远高于因战争而死亡的人口，而饥荒对人类的灭绝远胜于战争。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目击了战乱和饥荒给中国人带来的如地狱般的情景：“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儿童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下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有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在赤日炎炎下，久旱无雨的黄土高原一片死寂，没有绿色，树木光秃秃的，树叶被摘光了，树皮也被剥净了。路边横着骷髅的死尸，没有肌肉，骨头脆如蛋壳，稍有一点肉的立即被吞噬掉了。饱受着饥饿缺衣无食的少女，半裸着身子被装上运牲口的货车运往上海的妓院……”

　　谁能拯救一个饥荒的国度和饥饿的民族？在孙中山先生的背后，一个年轻高大的身影逐渐从苍茫时空中浮现出来，。1910年春天，还是一个17岁的少年，当他从韶山冲背着一个包袱走进省城，就遭遇了长沙城发生的“抢米风潮”。这股风潮的直接原因是湖南多地遭遇水旱灾害而导致粮食歉收，米价飞涨，而土豪劣绅又囤积居奇，将原本就半饥半饱、艰难度日的贫民逼到了无米下锅的绝境，长沙城中以卖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因无钱买米而全家自杀。这是一个导火索，猛地点燃了长沙人民反抗的怒火，为了一口救命的粮食，他们在军警的严厉下冲向一家家米店和粮仓，而长沙抢米风潮很快又波及周边多个城市。对于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这不啻一场多米诺骨牌局的开端。这让一个忧国忧民的少年强烈地感受到了，饥饿引发的不仅仅是绝望的反抗，也不仅仅是一场血腥的，而是在连锁反应中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他预感到清朝——这个最后的帝国已经在此起彼伏的社会震荡中分崩离析。果不其然，还没过一年，那个在时空中延续了数百年的大清帝国，就在一场看上去并非地动山摇的辛亥革命中被推翻了。在时隔9年之后的五四运动中，已是一位“挥斥方遒”的青年才俊，而他最关注的还是吃饭问题。他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大声疾呼：“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

　　从一开始投身革命，就是从解决农民、土地和粮食问题开始的，这对于一个农民的儿子，几乎是一种源于生命的本能。而他后来做出了这样一个论断：“中国农民一穷二白的状态两千年基本未变。”

　　这也让他为未来中国测出了一条道路——土地革命。他在党内第一个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民。1927年，在中国成立后的第六个年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之秋，中国才终于认识到了早就认识到了的这一点。那是一次在危急关头召开的紧急会议，也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会议——八七会议，会上接受了的主张，从此确立了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的方针。

　　八一南昌起义，中国不但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还由此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就在起义的第二天拂晓，便颁布了《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建设乡村政权、“耕者有其田”等一系列口号。起义部队在异常艰苦的南征途中，一路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许多老区人还记得，一些在战斗中受伤的战士，还裹着浸染着血迹的绷带，就在浓浓的夜色中打着火把，去老百姓家里串门，他们用陌生的口音，一声声地呼唤着老乡，那“打土豪，分田地”的声音，在他们沿途经过的乡村一路传播，让“耕者有其田”、让老百姓吃饱饭，这些简明夺目的基本价值，又构成了革命战争充满正义性的时代张力。

　　在抗日战争时期，减租减息和开荒种地成了边区经济政策的灵魂。租低了，田多了，农民的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了。在边区土地政策中得到了实惠的农民，吃饱了肚子，也成了边区政府和人民军队的最坚强的后盾。可以说，很少有普通农民一开始是靠抽象的主义或理想投奔革命的，他们大都是通过土地走近了。土地上生长的粮食，闪烁着生命之光的粮食，有时候可以让你舍弃一切外在的东西，抛开一切谜团般的幻象而回归生命的本源。而能够吃饱肚子，就是农人们获得的最感性的、直观的真理。在陕北的窑洞里，和斯诺有过一次彻夜长谈，他们的谈话一直围绕着农民和吃饭的话题。谈到他的一个伟大发现，中国从来没有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作品，他希望农民能够成为真正的主角。

　　对于土地，充满了战略意义的土地，在同的历史性大决战中被中国人发挥到了极致。为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1947年夏天，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

　　正当中国在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开展“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的土改时， 1947年5月，在统治区爆发了一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五二〇运动”，其规模之广、历时之长、来势之猛、作用之大，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少见的。当时，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多少年来，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当作最重要的口号之一，不幸的是他们太忙了，竟至于没有工夫去实行那位卓越的领袖所订的土地改革方案。——这是一份外国人办的报纸，但它说出了中国的真理。

　　在中国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有个有趣的估计：“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这样一个既清晰又简单的比例，几乎把历史所有的真相都揭示了。

　　多少年后，曾在蒋介石麾下担任国防部参谋的黄仁宇，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形成了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一次，他在翻阅蒋介石日记时发现，蒋介石终于看出“土地改革为胜败之关键”，然而，蒋介石对这个关键的发现实在太迟了。早在1937年，就在陕北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说出了一个更深刻的预言：“谁赢得了农民，谁就赢得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