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潘潘孙鹏经过几年的发展，“真人秀”在国内已成为一种寻常的节目形式，但无论学界还是业界，至今还有人把它与纪录片相混淆。实际上，“真人秀”虽然像纪录片一样突出了纪实特征，但“真实性”在二者中的地位有实质性不同。对此，本文以《客从何处来》为例进行了阐述，并认为“真人秀”和纪录片归根到底是各具特点向世界言说的方式，把各自特点做到极致，将有助于电视节目整体水平的提高。

　　近日，新一季《中国好声音》《声入人心》《向往的生活》等电视节目先后播出，收视效果可喜，但火爆程度明显不及“真人秀”节目刚兴起之时。这说明经过几年的发展，“真人秀”在国内已成为一种寻常的节目形式，为社会所广泛接受。然而，必须看到的是，无论业界还是学界，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存在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纪录片加真人秀模式”的“新生态纪录片”、“真人秀”式纪录片、“真人秀纪录片”，以及“这类拥有大量纪实元素的‘真人秀’将成为纪录片的未来发展方向”等说法，不乏其例。实际上，“真人秀”和纪录片有实质性区别，完全不可混为一谈。能否很好地明确和把握这一点，对于“真人秀”和纪录片的创作实践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

　　“真人”出镜，这是“真人秀”与其他娱乐节目最大的不同。所谓“真人”，就是指出镜者无论是个人信息还是情绪动作，都要本色出现，与现实生活中一致。对这些“真人”活动的记录，自然增强了节目内容的真实性，使之具有了浓厚的纪实色彩，“真人秀”也因此很容易被人误认为纪录片。

　　可实际上，“真人”们所能表现的“真”是有限度的。“真人秀”节目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预先设计游戏环节，“真人”们的所有活动都在设定好的规则和情境中进行，所谓纪实就是对这些活动过程的记录。这些活动尽管以出镜者自己的真实身份来完成，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其动机不具备自主性。“真人”们就像天上的风筝，如来掌中的孙悟空，虽也不乏自然动人的喜怒哀乐，却无时无刻不处于被设计被掌控的状态。因此他（她）们的表现实质上并没有脱离表演的性质，只是表演的不是虚构的角色，而是实在的自己。所以，在“真人秀”中，“真”是手段，“秀”是实质。“真人”也罢，纪实也罢，都是为“秀”服务的。

　　纪录片则完全不同。毫无疑问，片中出镜的也是“真人”，只不过“真”得更为全面彻底：不仅姓名身份等个人信息与现实生活中一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行动都是自主的，自由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进行。影片拍摄者的任务就是如实记录拍摄对象的自然行动过程和自在生存状态，将外界（包括创作者自身）的干扰降到最低。对纪录片而言，纪实既是工作方法又是创作原则；是作品追求的目标，更是其作为一种独立表达方式的存在理由和核心价值。

　　对于表演因素，纪录片不仅不排斥，相反还积极运用，以丰富纪录片的表达形式，拓宽纪录片的生存发展空间。不少影像资料缺乏的历史题材作品中，就运用了“扮演”的方式，以追求通俗生动的传播效果。不过，与“真人秀”不同的是，纪录片中的表演因素是手段而非目标，不允许挑战纪录片的真实性的底线。因此，所谓“表演”往往是简单的虚拟，不应该像有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纪录片那样做成近乎电视剧的效果，也不应该像《客从何处来》那样，走明星路线，结果作秀压倒纪实，喧宾夺主，事与愿违。

　　《客从何处来》是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一档寻根类电视节目，2014年和2015年各播出一季，每季五集（有的是上下集），每集选择一位明星人物，跟随他（她）探寻自己的家族历史。片子并没有进行特别的宣传，但在2014年4月27日晚22:30在央视一套首播后，引起极大关注，截至当年8月底，网上视频的点击率已达4000多万。片子探寻心灵，追问生命，“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在社会变迁和生活动荡之中的历史反思和情感共鸣。然而，节目形态该如何界定？“真人秀”、纪录片、真人秀纪录片、纪实真人秀等充满矛盾的说法纷纷出台，引发的困惑至今存在。片子的制作者们似乎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执行总导演郑波称之为“特殊的真人秀纪实节目”；制片人李伦则认为“分类的意义意味着建立一种标准，而今天恰恰是标准不断被颠覆的时候，所以我们索性觉得放下标准，专注于做好它本身”；执行导演金辉更是专注于叙事模式，一门心思只想“讲个好故事”。（《客从何处来》封面专题，《中国电视》（纪录）.2014（9）：39-49.）实际上，“真人秀”和纪录片有实质区别，《客从何处来》创作者有意无意间模糊的节目形态认识，最终导致节目主线不清，影响了文化思考的高度和深度。

　　《客从何处来》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深层叙事，即明星家族人物的历史故事；另一是表层叙事，即明星自己寻访家族历史的行走路线和心路历程。片中深层的家族史线索表现得扎实充分：文献资料的搜寻、展现，以及文献解读者的专家身份，都翔实、权威，很具说服力。需要讨论的是表层的明星寻根这条线索。如果是纪录片，就应该充分尊重寻根者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寻根愿望应该是自发的，寻根行动也应该是其独立设计，自主实施的，寻根过程中应该充满种种无法预知的体验。摄制者的任务就是静悄悄地躲在寻根者的身后，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不去用自己的创作意愿干涉拍摄对象的思想和行为。然而，现在看来，片子中的明星们并没有处于独立、自主的状态。他（她）们的寻根行程，是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的，所有的文献搜寻，都是节目组不计代价，大量前期工作的结果，甚至寻根的意愿、热情，都需要节目组努力培养和激发。（金辉《“根”在哪里？—《客从何处来》的叙事模式》，《中国电视》（纪录）2014（9）：41.）当然其中有一些成分是真实的，比如在一些“抖包袱”的地方—为了加强故事的情节性，节目中处理一些重要信息时，常常先抑后扬，有意不在第一时间通告明星本人，而是根据剧本的设计，安排合适的场景，以全方位捕捉明星的第一反应，获取更具冲击力的画面效果。每当这些时候，我们通过多角度的近特镜头，清晰地看到了明星们细致入微的表情变化：微微抽动的嘴角，渐渐湿润的眼眶，缓缓涌出滑落脸颊的眼泪。

　　这些细节把明星从概念化偶像还原为普通人，极易获得观众的共鸣。节目组深谙此道，明星们也都有丰富的媒体经验，懂得配合。于是，真情实感加上种种媒体技术手段的煽情，一场按图索骥的表演便大功告成。另外，家族史的信息多为文献形式，且不说念读等听觉符号的传播效果已较视觉符号为弱，即使同为视觉符号，文图与完整活跃的明星形象相比，传播效果也立分高下。所以，尽管有两条叙事线索，但最后突出的依然是明星个人形象，至于“寻”的深层意义—“在先人历史的倒影中认识自己，重新建构我们的精神家园”（《客从何处来》封面专题编者按，《中国电视》（纪录）2014（9）：39.），以及“根”（家族史）本身的价值，都在客观上被忽视和压制，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最后，《客从何处来》终于成为了很像纪录片的“真人秀”，而不是真正的纪录片。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同样适用于“真人秀”和纪录片对自身形态的认知。只有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了，才能在根本上明确“我要到哪里去”。然而，条条大道通罗马，“真人秀”和纪录片归根到底不过是各具特点向世界言说的方式。它们拥有同等的尊严和地位，最终殊途同归—通过创作者的才华，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纪录片特点鲜明，对于真实性的坚持毫不含糊，甚至不惜置身于“叫好不叫座”的困境。高度的原则性使得纪录片品格高贵，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对此，《客从何处来》制作团队应该深有体会。他们曾经参加过一些颇有影响的新闻节目和栏目纪录片的制作，比如《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是《生活空间》的核心思想，引领了中国电视民生文化思潮，影响广泛而深远。与《生活空间》一脉相承并更进一步的是《冷暖人生》。它是凤凰卫视的一档纪录片栏目，所记录的人物当中，有知青、志愿军战俘、远征军幸存者、抗战老兵，也有民办教师、打工子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还有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弃婴收养者、孤岛独居者等。对其中有的人，栏目还长期保持关注，多次回访。节目通过这些处于历史角落和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命运，表达了创作者对时代与人性的深切关怀与独立思考，尽显思想的张力和智慧的光芒。

　　“真人秀”生来就是面向大众、面向市场的，适应面广，灵活度高。明星效应、游戏设计、眼花缭乱的摄制技术，还有各种形式的植入广告，很容易让人觉得“真人秀”急功近利、浅薄无聊。实际上，作为一种包容性极强的表现形式，“真人秀”在娱乐功能之外，完全有能力体现敏锐的问题意识，展开深刻的观察思考，只是在具体的节目中，这个方面表现得很不够。湖南卫视曾一度热播的栏目式“真人秀”节目《变形计》，就是用交换的方式，改变状态迥异的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在互相适应的过程中，凸显城乡、贫富、长幼、传统与现代等多方面的对比和冲突，展现当代家庭与社会在教育、亲情等方面的种种问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然而，节目预设的立场使得问题的展开令人失望：生活在优越的城市环境中的孩子和家长，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假恶丑，属于接受改造的一方；而生活在恶劣的乡村环境中的孩子和家长，则往往代表了真善美，属于输出高尚的一方。最后，无论双方矛盾如何冲突，胜出者往往是后者。这样简单的思路，实在无法应对复杂的问题、匹配受众的智慧，引发多方争议自是情理之中。

　　前不久播出的《向往的生活》（第三季），也展现了“真人秀”发展空间的继续扩展，显示出令人欣喜的思想活力。节目立足于“生活”，却超越现实，建构了一种现代人所向往的生活样式—基本上就是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中的意境：“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诗中描绘的本是节奏自然的寻常生活，然而，在压力山大的现代社会里，这却成为了一种镜花水月般的奢望。996工作制、发际线、过劳死、抑郁症、大龄青年等热议话题的背后，是人们对于当下生存发展模式的深刻质疑：工作是为了什么？什么叫做生活？《向往的生活》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心态，用“真人秀”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问题意识和人文关怀，帮助人们把梦想照进现实。然而，生活就像蘑菇屋后的悠悠溪水，舒缓绵长，偶有风浪，但更多的是平静甚至单调。节目紧扣主题设计的游戏情节，包括各种农活、家务以及人物关系的展开，都琐碎平淡。如果没有纷至沓来的各路明星，“向往的生活”难免会陷入“好山好水好无聊”的状态。所以，生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向往的生活到底应该什么样？这些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在节目中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展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节目娱乐品质的提升。

　　强调“真人秀”不是纪录片，并非狭隘地要把节目类型特点变成束缚，而是相反，要求把各自特点做到极致。让以真实为生命的纪录片像盗火者一样宁缺毋滥，保持高贵；让长袖善舞的“真人秀”在广阔领域里更加多样化，娱乐之中凸显智慧。我们有理由相信，不同而扎实的起点，将会引导二者在新的文化高度相逢，那里呈现的，将是电视节目整体水平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