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妇翻身19楼在这场旅行中，“四姐妹”的友谊充满了温馨感人的瞬间，而耐人寻味的是，节目标题“真正的朋友”一词，似乎反衬着大多数“闺蜜情”的虚伪。娱乐圈里，“塑料姐妹花”似乎成了女星标配，姐妹疏远互撕、勾心斗角的报道层出不穷，似乎虚与委蛇的面子社交才是常态。不只是在娱乐圈，现实生活中“闺蜜”这一本来展现亲密女性友谊的词汇也时常包含负面含义，类似于“闺蜜抢走了我的未婚夫”、“被闺蜜设局骗钱”、“被闺蜜诬陷传播谣言”等网络发言和新闻报道屡见不鲜。

　　男性友谊在影视和文学作品中，常常被高度美化，并通过一些非常浪漫的情节来体现，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出生入死。无论作品的背景是在战场等特殊场合，还是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为了兄弟，男人们愿意做出种种牺牲，包括自己的事业、家庭、甚至生命，借此，“哥们儿”都被反复歌颂，“为兄弟两肋插刀”的概念被广泛传扬。

　　相比之下，女性的友谊则被呈现出容易破碎的形状：古代宫斗剧和现代职场剧、家庭剧中，女人争风吃醋、勾心斗角、互相陷害，上一秒还是挚友，下一秒就可以转脸不认人；她们之间虽然并非没有感情，但这些感情常常困顿于虚荣、比较和敏感，是经不起时间与金钱考验的，充满了大大小小的间隙。

　　“女性对人和内心世界的关注能力和体察能力优于男性…...女性的情感不仅细腻、深沉，而且更容易移情，具有易感性，更富有同情心，因此比男性有更多的亲社会情感。”

　　另一方面，人们又觉得女性会对同性密友“背后插刀”。不少人认为夸张化的戏剧呈现只是对现实女性友谊的一种丑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影视文学作品也部分反映和揭示了社会现状，毕竟能够让观众从现实生活中找到共鸣和投射的题材，才能够一再地热播下去。荧幕中的虚伪闺蜜正是和成千上万网络热帖中的“塑料姐妹花”交相辉映，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在讨论女性友谊的虚伪或脆弱时，在这些讨论中，女性之间友谊的问题往往被处理成一个私人问题，即，友谊的破碎是某一个女性的人品/性格的问题，或者是某一类女生的问题。然而，由于充满着自我暴露性、联结性和紧密性，女性友谊绝不能局限于私人的亲密关系，必须被置身于女性所处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背景中去理解。

　　在男性世界中，同性之间同样存在竞争，但价值标准相对来说比较一元化，金钱和权力是明确男性社会地位和价值最简明易懂的尺度，“让男人倾倒”的男人，女人也会为之倾倒——男人喜欢钱与权，女人喜欢有权有钱的男人。这一明确的价值观在大多数情况下决定了男性的阶层之间相对是稳定的，不太会产生突变。所以，男性也比较容易建立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从而建立起稳定的阶层和情绪，例如对上层产生尊敬或嫉妒的情绪，对同阶层产生友好或竞争的情绪，对低阶层产生同情或蔑视的情绪。

　　在女性的世界里，情况则复杂得多。一般来说，大部分女性都挣扎在三个不同价值体系的漩涡之中——一是与男性同样需要在社会上拼搏金钱与权力的体系；二是异性眼中的价值，即是否对异性具有吸引力；三是同性群体之间的价值，如是否值得信赖等等。这三个体系在大多数时候是非常冲突的。例如，在传统观念当中具有阴柔女性气质的女性似乎不能在男性本位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话语权和自主权。

　　如果女性要想与男性比肩抗衡,那么女性在生理特色和性格气质上就要“男性化”和“雄性化”，成为一个“女强人”。但这样的女性又会因为“不够有小女人”而在婚恋市场上铩羽而归。如果要成为男人眼中的优秀女人，时刻作出讨好男性的姿态，往往又会在女性群体中被视为做作的背叛者，是割裂女人之间的纽带，排挤对方自己往上爬的女人。由于女性很难同时满足三个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对自我与他人的认知常处于徘徊之中。

　　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也比男性多，这让她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很难确定自己和其他女性的位置。大部分女性由于欠缺社会资源，许多时候只能通过归属于男人的途径获得社会生存，靠男性赋予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她的婚姻关系紧密结合，随时处于变幻莫测的状态当中。只要能够获得一个高阶层的男性，就能获得决定性的阶层提升。因此，围绕女人的归属，即“被男人选上”而展开的斗争，这是男女之间的最大不同。只要还处在时刻需要把所有同性视为对手的性别不对等的社会中，女人共同体就很难成立。

　　在文学影视作品中，这种现象被彰显得淋漓尽致：朱德庸所著、早年被改编成电视剧的漫画《粉红女郎》中的几个闺蜜被分别起名为结婚狂、万人迷、男人婆、哈妹……单从外号上就能看出，这几个女性的形象与生活是以男性视角为核心的。而她们的生活也是围绕着“谁谈恋爱了”、“谁分手了”、“谁要结婚了”进行的。

　　亦舒所书写的《我的前半生》所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中，尽管有诸多女性友谊的探讨，但两位好朋友的感情完全纠缠在她们和男性的亲密关系中，是以男性为核心和主线的：唐晶和罗子君的友谊展现在当罗子君老公出轨之时，唐晶亲自出面警告并“手撕小三”，又帮罗子君走出离婚后的困境。两人的友谊也破裂在男人身上——罗子君与唐晶的男友相爱了。相比起来，《欢乐颂》则在主题上更加开放一些，包含一些职业和代际关系的内容，但综观五位女主角的感情，许多次都升华在对彼此恋爱关系的帮助和出谋划策上，她们的生活主调也大多和婚恋有关......

　　这种展现女性友谊的方式值得探讨，因为与男性友谊相比，它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在表达男性“兄弟情”的作品中，我们常看到男性因为坚持共同的理想、拥有同样的兴趣爱好、从事同样的事业而建立感情，结为好友。但与之相反，闺蜜的感情往往只和分享爱情经历和私密感受相关。例如，在诸多偶像剧中，闺蜜都负责担任女主角和男主角感情的助推器。相应地，当闺蜜有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时，女主角也会担当帮助者的角色。很难见到她们有共同的特殊兴趣或者事业目标。尽管她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生活经历，但她们的同性友谊都同样享有着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成为爱情之外的另一个避风港。

　　，友谊很容易分崩离析，在分崩离析的过程中，由于之前的友谊主要是建立在彼此的隐私/感情暴露上，更容易拿对方的软肋伤害彼此。《小时代》中四个从中学起就是好朋友的女孩就是典型的例子。当她们感受到朋友与自己的男友有所暧昧时，多年深厚的友谊迅速坍塌。二是女性友谊始终排在婚恋的重要性之后，因为婚恋状况的改变，她们的友谊也会产生巨大改变，与男性群体中常说的“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不同，女性友谊中，闺蜜往往需要让位于男友/丈夫。

　　历史范畴内，无论中外，很长一段时期内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家庭都是唯一的生活场所。茶馆/咖啡馆、市场、广场等男性可以聚集并发展友谊关系的公众场合都禁止女性出入。女性友谊因此往往局限于闺阁内部，发生在私人生活领域。再加上受教育程度不高，她们之间的情谊往往只是浅层次的交流，局限于平凡无奇的家庭生活，充满了情感的表达、需要和心理上的展示，以此来发展真正的友谊是不充分的。同时，相对于配偶关系、母子关系和亲属关系，社会显然期待女性友谊是次等重要的，维持深度、持续的友谊并不现实。

　　现代社会，尽管女性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但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期待，几乎不可避免地使得她们比起男性更多被家务、育儿等事务捆绑在家庭之中。女性为人妻、为人母被歌颂为理所当然的要务和通向幸福的唯一途径。于是，当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上之后，留给女性去维系那些亲密的友谊的时间越来越少，如果家庭事务负担较重，她们接触的圈子则会变得更小。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婚姻和为人父母的早期，女性的友谊比男性显著收缩。原因是结婚生子后，女性最被人承认的社会身份往往变成了“某某的妈妈”，生活围绕着孩子打转，身边的女性社交圈所剩无几。尤其是当一个女性选择或被迫成为家庭妇女时，与社会的联系进一步切断，对于她们来说，也许最便捷的交友方式就是建立“妈妈群”。

　　如果阅读微博、知乎、微信公众号、论坛等等社交平台上关于女性友谊的发言，就会发现女性被归结为脆弱，热爱炫耀、攀比，善妒的，她们会为了某个闺蜜比自己家的好而暗自记恨，也会为了一个男人而反目成仇。不少网友都提到，要想发展一段友谊，就要避免某些“女性特质”，甚至有很多女性强调自己“不爱跟其他女孩交朋友，因为女孩事多/虚伪”。情感节目主持人涂磊曾在节目中说过以下几句话，非常能代表一种常见的观点：

　　“我认为女人之间的友谊是极少极少的，即便存在，也不是在女人和女人之间，而是其中有某一个女性，多半具有男性的色彩。她具备男性的豁达、直率和开朗，而较少女人的嫉妒心、虚荣心和攀比心。这样的闺蜜才可能长久，而绝大部分的女人之间，都不会有友谊。”

　　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分化言论——只有被社会接纳为“名誉男人”，女性才能拥有男性才能享有的美好感情关系。人们常常恭维一个女性“和其他女孩不一样”，但在表面恭维的背后，是她绝不会被真正融入男性共同体的现实，只要她还需要在三套不同的社会价值衡量体系中反复挣扎，女性就拥有也不会成为“兄弟连”的一部分，正如电影《绿皮书》里试图进入白人中产阶级生活里的黑人。对女性特质的攻击和污名带来的，只是女性共同体的进一步割裂。

　　而且，可贵的友谊不仅仅能成为私人生活的慰藉和情感支撑，还能够在更大层面上发挥作用，成为影响公共生活和社会的助推器。早在古典时期的希腊，友谊在许多城邦已经成为个体之间在公共生活中具有美善感的个人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间的友爱是维系城邦共同体的基本纽带。工业革命后，随着传统社会团结机制的瓦解和人际交往的疏离，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

　　早在18-19世纪，英国的女性就尝试通过友谊会的形式来形成共同体。女性友谊会会为其成员提供的服务主要是疾病、分娩、丧葬津贴和养老金,此外还有定期的宴饮和娱乐活动，有些女性友谊会还创建了自己的图书馆供成员学习。女性友谊会尽管由于政府政策原因，存在时间不长，但在女性福利供给方面具有开创性作用。工业革命兴盛的18-19世纪，女性友谊会在工人阶级女性就业、降低家庭生活风险、女性救济方面意义重大。

　　20世纪60-70年代爆发的女权运动则是另一个值得铭记的女性友谊标杆，女性关系告别了在男性面前的“争宠”和大大小小的内部矛盾，在女权主义的倡导下向团结一致、反抗男权的方向发展。走上街头的女性抗议者、支持私人堕胎手术的医生护士和参加妇女组织的家庭主妇们，为了救助朋友和同胞面临着极大的风险与牺牲。这表明了女性之间的友谊不仅是个人进行自我肯定或者满足的途径，也有能力通过女性的联合对现存社会的两性关系和社会秩序提出挑战。

　　近年来，“姐妹联盟”通过互联网的力量重兴，无论是席卷全球，反对性骚扰的#Me Too运动，还是最近美国女性为了反对堕胎法案而发起的运动中，都有许多女性惺惺相惜、互相支撑、并肩作战的身影。她们也许生活中互不相识，相隔在大洋两端，从未彼此分享过私密的感情生活，但在一种更宽广的层面上，她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同样值得人们感叹一句——友谊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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