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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好意思给宋超写信孙羽幽本人真实图片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8/6/9 23:11:08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李:就是一个“之”字,到底该当摆在前面,仍是摆在后面,位置一倒置,意义就完全不合错误了,自动语气变成被动语气了。当然这个错误是无关宏旨,是无所谓的。这纯粹是文人之间的笑话。宋超人很不错的,既然曾经颁发,就没需要更正了。我其时欠好意义给宋超写信,就请高世瑜转告他,请宋超考虑考虑,我的看法对不合错误。“文革”之后,我给《汗青研究》的文章就这一篇,虽然是一篇札记,但我花功夫可不少,比写地盘关系那篇文章花的时间更多。

  李:之后我和郭老并没有间接交往,不外他的秘书给我写过信。为什么呢?是由于我的别的一篇文章,标题问题是《梅花、元宝和马》。郭老写过一个脚本,标题问题是《武则天》吧?脚本里讲,上官婉儿要派一小我到长安去,给李贤通风报信,于是拿两锭银子给这小我作路费,给他一匹马快跑。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杂记,小短文,开打趣的,我说此人到不了长安,为什么呢?起首,唐朝划定,骑马要五品官以上。杜甫是七品,“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三十年在长安骑毛驴,他为什么不骑马?由于他没有这个资历,级别不敷,就像此刻坐小汽车一样,是有级别划定的。第二呢,他拿银锭买不到饭吃,由于唐朝还不消银锭,唐朝只能用绢,该当拿绢给他。银锭买不到工具,由于不畅通啊,那时还没有货泉。我这里有个学生王文成做关于白银的论文,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就像此刻我们拿美钞到乡间买工具,买不到的,是不是?由于乡间不消这个钞票。所以我说这小我到不了长安,怎样办呢?只要让这小我骑毛驴,再给他两匹绢。我把这篇文章寄给郭老,郭老的秘书回信说:郭老说了,按照你的看法,这个剧就不克不及演了,唐朝都是席地而坐,若是大师都席地而坐在舞台上,那么下面的人就看不见了(大笑),此刻是做戏,不是考据汗青。为此,郭老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件,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当然,这篇札记,我本来也没有筹算颁发。

  李: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一会儿收到800多元,所以那时恰是我交好运的时候(笑)!其时正进行工资鼎新,高教品级分为12级,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怎样评的我不清晰。回云南后,我才发觉本人交了好运,收到了一大笔稿费,工资又提了两级。其时教员一般只提一级,我一年就提了两级。当然,我本来的工资太低了,为什么低呢?由于(解放初)有一段时间我分开云大,省当局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藏书楼的馆长,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所以云大两次工资鼎新都没有我的份,我的工资仍是老样子。没有钱怎样办呢?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传授,他很有钱,晓得我坚苦,就借给我钱。我其时想,你借给我钱当然好,我很感激,但我怎样还呢?心里头啊老是犯嘀咕。稿费这笔钱来了,工资又提高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我其时说要还他利钱,他说算了吧,就当我恭喜你。债还掉当前,我又带着小孩到商铺里买了三件棉大衣,我本人一件,大儿子李伯重一件,女儿李伯敬一件。儿子穿上棉大衣后,说穿大衣真和缓啊!那时确实很穷,有了《汗青研究》这笔钱后,糊口大为改善了。《汗青研究》稿费这么多,是出乎我不测的。那时《汗青研究》稿费分为12个品级,第一个品级是郭沫若、范文澜他们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品级,是很高的,我真是有一点被宠若惊。

  仲:这个工作,临来昆明之前,宋超出格叮嘱我,要我代他向您暗示歉意,他说这个字改错了(听到这里,李先生和大师都笑了)。他此刻记得很是清晰,说我到先生那儿必然要替他暗示报歉。他说这个工作对他教训很大,说此后绝对不克不及随便更名家的文字,必然要问清晰查清晰。

  仲伟民(仲):本年是《汗青研究》创刊50周年留念,我们想出书一套丛书作为留念,此中包罗《汗青研究与中国汗青学50年——关于〈汗青研究〉的口述史》,由于《汗青研究》杂志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汗青学50年的过程。先生在《汗青研究》颁发过多篇文章,与《汗青研究》有很深的渊源,并且对这个杂志不断都很关心,所以我们想请先生谈谈您与《汗青研究》相关的履历和工作。

  李:《史记·货殖传记》一开篇援用了一段老子的话,司马迁把这段话放在本篇之首,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援用这一篇?老子的这段话是说“至治之极”的社会,这是最好的时代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梁任公先生说,司马迁引这段话是为了攻讦老子,他使用摩尔根的理论,认为老子的话不合错误。梁启超之前,还有个杨慎,明代末年最广博的学者,《四库撮要》也说他学问很广博,他也说这段话是攻讦老子的。我看杨慎的全集,里面有称道老子的。《光明日报》理论部有个肖黎,我很服气他的看法。

  林文勋(林):1964年的时候,李先生颁发了《略论唐代的“货币兼行”》(1964年第1期)。1961年李先生执笔撰写了《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这篇文章是李先生按照本人加入上山下乡活动,出格是民族查询拜访的材料,联系古史分期问题,对其时古史分期的会商提出了一些本人的见地,一些新的思绪,这篇文章颁发在《汗青研究》1961年第3期。“文革”之前,李先生在《汗青研究》上颁发了三篇文章。“文革”中,李先生在云南大学被划成“三家村”“四家店”的骨干人物,由于李先生是吴晗先生的学生,与吴晗先生有师承关系。吴晗先生在“文革”中因《海瑞罢官》脚本起首被揪出来,后来云大活动也起头了,在“文革”之前,李先生的研究重点一个是地盘轨制,一个是唐宋时代货泉轨制下的商品经济。“文革”竣事后,李先生将其研究上升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系统地提出要注重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史在中国古代呈马鞍形的成长态势,第一个高峰是《史记·货殖传记》的时代,大约从春秋末年到汉武帝中期,第二个高峰就是唐宋时代。由于李先生曾经研究过第二个高峰,所以李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研究第一个高峰,他花了良多的精神来研究《史记·货殖传记》。他在研究中发觉,《史记·货殖传记》中引老子那段话,即“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以往的研究都不准确。因而,李先生从古代社会变化的角度,写了《〈史记·货殖传记〉引〈老子〉疑义试析》,颁发在1999年第4期《汗青研究》上,这是李先生“文革”后在《汗青研究》颁发的文章。虽然两头间隔了良多年了,但前后的研究是有很是慎密的联系的。

  李:我其时写得很当真,用小楷写的。每写错一个字,我就用小刀挖掉,然后垫上纸补上,不改在旁边。我拿原稿和改后的稿子给我儿子看,锻炼他。我的儿子叫李伯重,其时他还没有上大学。我说你先看这篇文章(原稿),当真地看一遍,这是你爸爸写的文章,看完后再看这一篇文章的点窜稿。这一篇文章有40000多字,点窜后的文章为20000多字,压缩掉一半,我问他,篇幅压缩掉那么多,意义少了没有。他说,意义没有少。我又问他,文字是哪一篇好,他说后一篇好,短的好。其时我就对他说,写文章不要罗里烦琐,要精练。当然了,若是《汗青研究》不要求我压缩,文章就不会写得如许好。其时我曾一度认为《汗青研究》要求太苛刻了,此刻我则引认为良师益友啊!

  李:后来还写什么工具啊,也没有时间写了。自我批判都来不及了,“文革”中人都几乎不具有了,还写什么工具呀。

  李:有小我叫刘贵武,这小我此刻曾经归天了。刘贵武在云南大学做过助教,是楚图南的助教,那时楚图南是汗青系的主任。解放后楚图南做了西南大区的文教部长,这个大区是担任的。刘贵武后来调走了,调到了汗青研究所。解放前,这小我是地下党员,思惟很先辈。楚图南对我说,你要多同这小我接近,他会在学问上思惟上协助你。我想他比我年轻,我是讲师,他是助教,他来协助我?其时我不懂这意义。后来慢慢我才晓得,他是地下党(大师大笑)。本来他是要在这个(思惟)问题上协助我前进。有一次他到昆明来开会,对我们系主任说,李埏的这篇文章,郭沫若看了,郭老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此中李埏指出了《本钱论》中译本的一个错误,郭老支撑他。后来《汗青研究》把郭老的信登出来了。我在本人的文集中,把这封信也收进去了。此刻看来这不是什么问题,那时可是不得了的大问题。

  林:这里我要说两句。《汗青研究》颁发的李先生关于地盘所有制那篇文章,对一个学者的成长和成长起到了很大的感化,也对一个学者的家庭和糊口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能够说改变了这个家庭糊口的情况。李先生的后代良多,在颁发这篇文章之前,糊口很坚苦,经常向四周的教员借钱。这篇文章颁发之后,《汗青研究》编纂部领取了460元钱的稿费,这在其时是不小的一笔钱。后来这篇文章又被两个处所先后转载,一个是《新华月报》,一个是《社会科学阵线》,其时转载领取稿酬的法子是,按原刊物所付稿酬的一半付给,如许每个杂志又付了230块钱,总共又获得460块钱,如许李先生一会儿经济上就翻身了。李先生还清了所有的债权,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件新的小棉袄,还有良多教员向他借钱。总之,这篇文章对改善一个学者的家庭经济情况起到了很是大的感化。

  不久我出差到北京,开讲授纲领的会议。《汗青研究》编纂部晓得我来北京开会,于是他们通知我说,最好到编纂部来一趟。一位编纂拿出稿子对我说,你看上面有良多批语,是侯先生审的稿,侯先生批了良多看法,但愿你拿去看一看,你是后辈,虚心一点。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归去看,当天晚上看,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纂部。编纂问,你怎样改得那么快?我说,我本人的文章,很容易看,当然看得快了。编纂问,你认为侯先生的看法怎样样?我说,侯先生次要有三条看法,但第一条看法我不克不及接管。侯先生但愿我从农村公社讲起,从商周讲起,这个我此刻做不到,由于商周我没有研究过。侯先生的看法很好,但若是照侯先生的看法做,我只好三年当前再把文章寄过来。编纂说,不可不可,可不克不及拖那么长时间。我说,文章如果此刻登,侯先生的第一条看法我只好保留,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看法改,你们如果分歧意,那就算了吧。编纂说,这个工作你本人看着办,不外你是后辈,你该当虚心一点。

  仲:我复印了一份给您带来。林:就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汗青研究》1964年第1期)一文的末尾,一个正文中。

  我的恩师是张荫麟先生,我不断进修经济史,次要是宋代经济史。我到西南联大后,次要仍是请他指点。张先生归天后,我的研究并没有中缀。解放初期那几年,活动不竭,底子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也不敢写。后来《汗青研究》创刊了,我看到上面有前面几位先生的文章,感受到《汗青研究》还不克不及否定一切,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认,于是我也想写点工具。在《汗青研究》创刊号中,我对侯先生的文章出格感乐趣,由于他涉及的专题和我相关系。阿谁时候,我没见过侯先生,也不晓得他。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就想写点笔记、读后感之类的。刚好不久后学校要评职称,需要每人供给一篇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关于地盘所有制的那篇文章。

  林:和《汗青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1983年在昆明召开的首届中国封建田主阶层学术会商会,影响很大,成为史学界的嘉会。此次会议在昆明召开,李先生从中起到了很主要的感化。

  李:有,往来手札良多了。其时《汗青研究》编纂部把侯先生改的批语给我看,我问把稿子拿归去看能够吗?他们说能够,我就拿归去了。后来我把有侯先生批语的稿子留下了,拿了另一份稿子给编纂部。我对他们说,侯先生的看法我照改了,没需要看原稿了。此刻侯先生的稿子我仍然无缺地保留着。

  李:我保留侯先生的批语是一种留念,由于侯先生曾经归天了,又是他亲笔写的。我记得侯先生的批语仍是毛笔写的。

  林:会议是1983年开的,论文集是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出的。第一篇就是李先生的文章《关于封建田主阶层的几个问题》,媒介是诸葛计先生写的。

  李:有一次我去长春开会,回来路过北京,我去编纂部找田居俭。田居俭说,黎澍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说,没有事就不打扰他了吧。所以我没有见过他。虽然我没有见过黎澍先生,但我看过他写的工具,我感觉很好。你晓得有小我叫吴天颖吗?

  李:此次会议是庞朴倡议的。他邀请南开、云大同《汗青研究》一路会商田主阶层的问题。解放以来,大师都搞农人和平,研究农人,但对于田主阶层,很少有人研究。他倡议开个会商会,我很同意。我说,过去不会商这个问题,是有顾虑,由于对田主阶层,只能骂,不克不及说好话。其实,哪个阶层起头的时候,都是前进的,是该当必定的。相对于奴隶制,田主阶层是个新兴的阶层,代表新兴力量,该当必定。但那时谁敢必定田主阶层啊!庞朴说,没关系,我们是研究汗青问题。我说,你有这个胆子,我们就开。我给学校报告请示,学校给了经费6000元,会议还没有用完。后来,《汗青研究》还特地出书了会论说文集。

  李:马恩全集是地方编译局翻译的,他们的工具有权势巨子性,欠好随便提看法的。我要改正这个错误,于是我请经济学老前辈秦瓒先生看,问能否准确。秦先生说,你细心考虑了吗?不要莽撞啊!他现实上并没看我的文章。在云大开《本钱论》课程的戴钟珩传授说,到底是你错啊,仍是他们错啊?他们地方编译局几多人在那里搞呀,还不如你呀?!他们不支撑我。我心里想,怎样办呢?秦先生问我,到底是中文本错,仍是英文本错,你有把握吗?我说,我有把握。他说,我看你仍是小心为是。其时我想,撞吧,反恰是学术问题。于是就如许登出去了,想不到后来获得了郭老的支撑。这让我很服气,申明郭老认当真真看我的文章了,由于我把这个改正放在最初一个注上。若是郭老不看完文章,就底子不成能发觉这个注。

  李:那位编纂姓甚名谁,我不记得了。看来编纂部是尊重了我看法,文章不久后就颁发出来了。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很是主要。这么说吧,以前史学界,除了云南大学汗青系晓得有个李埏外,没有谁晓得有个李埏。这篇文章出来当前,良多人都晓得了云南大学有个李埏。后来我对我的学生说,什么叫成名之作?这就叫成名之作。其时良多人打听,李埏何许人也。有一次我到香港大学,某传授让我打听谁是李埏,我说你不要打听了,我就是李埏,他说我要向你进修,后来我们成为了好伴侣。

  仲:我要一件复印件就能够了,原件仍是您保留。我们出书这本口述史的时候,若是能附上侯先生批语的复印件,那就太好了。

  仲:还有一件工作,不知先生记不记得。先生已经改正了《本钱论》翻译中的一个错误,郭沫若为此特地写了一封信。

  李: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侯外老来过会场一次。那是一个昌大的会议,全国的讲授纲领会议,杨秀峰、周扬等都来了,很注重这个会。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位联名宴请全体代表。我和韩国磐先生坐在统一张桌子上。韩国磐先生和侯外庐先生有旧,韩先生对我说,我们去向侯外庐先生敬酒怎样样?我说好。于是我们两人到他的桌子那里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侯先生,若是不是韩先生带我去的话,我底子不晓得哪一位是侯先生。敬完酒后,侯先生对我们俩说,汗青研究所聘你们为兼任研究员。我其时不晓得说什么好,只说感谢,感谢!其实,我其时的心里就像谢安听到了淝水之打败利的动静(大笑)。按其时的划定,做兼任研究员,要给我1/4的工资,我在云南大学的工资200元,如许就要给我50元,不断给了我10年。10年中,这笔钱给我很大的协助,同汗青所的关系也比力亲近。反右斗争起头后,我不领会环境,对汗青系总支书记说,按照划定,我该当到汗青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他说我去问一问学校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说,李埏不是,能够让他去。于是我就去了汗青所。其时,汗青所正在如火如荼地反。同去汗青所的还有蒙文通先生和唐长孺先生等。汗青所天天开会,人们无所事事。于是我和唐长孺先生两小我天天跑北京藏书楼,看善本书。我们看了良多处所志及其他藏书楼看不到的书,两小我结成了深挚的友情。我尊崇他为前辈,他说不敢当。我们两小我一块吃饭,一块去,一块来。藏书楼不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去万牲园(动物园)或北海玩。我们旦夕相处,直到分开北京。后来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其时云大分批加入劳动,一去就是一年,次要是讲师以上的传授。我是第二批去的。除了春节回来一次,其他时间不克不及回家。劳动熬炼对我倒也是功德,以前我肩不克不及挑,手不克不及提,嗨,不到两个月,我就能和出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劳动对我很有益处,一年到头,我跟农人同吃同住。以前我不晓得农业出产是怎样回事,通过劳动领会了。别的一个益处是,我到大凉山两个月,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路劳动,收益很大。其时,方国瑜先生也去了。我们从大凉山回来后,黎澍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你们给《汗青研究》写个稿件吧,方国瑜先生让我写,我就写了。去大凉山的共有四小我,我说仍是以小组的表面签名吧。黎澍回信说,不要小组的表面,要以本人的表面。我对峙说,仍是署我们四小我的名字,若是零丁署我的名字,我们四小我的关系就欠好了。颁发在《汗青研究》的这篇文章,是黎澍约的稿。黎澍此刻归天了,是不是?

  李:吴天颖是北京经济学院的。我从长春回来,看到傅筑夫先生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打听傅先生在哪里。吴慧说,我认识,我引见你们去吧。他写了地址给我们,我们就去了。在傅先生家,我们碰着了吴天颖,他是傅先生的助手。我回来后对学校讲,傅先生的文章很好,能够请他来讲讲嘛。于是我们就请他来讲学,他在云大差不多10天的时间,给我们做了几回学术演讲,并旅游了昆明。他归去后,说要想法子报答我,于是他邀请我到经济学院。其时经济学院的规模很是小,傅先生搞了一个研究室,大要有十几小我,我给他们做了几回学术讲演,很是强烈热闹。我在北京经济学院差不多待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天要冷了,我就回来了。那时经济学院阿谁处所很冷落,四周只要一个饭店。

  李埏(李):我对这个标题问题很感乐趣。1954年《汗青研究》创刊,第1期颁发了陈寅恪、侯外庐、范文澜先生的文章,还有向达先生的文章。我看了侯先生的文章后,很感乐趣。

  李:《汗青研究》颁发这篇文章在我终身中很是主要,能够说具相关键性的感化。后出处于政治活动,同《汗青研究》就没有联系了。到了60年代,我把一篇文章进行了点窜,花了很鼎力量。寄到编纂部后,编纂部让我压缩。我说光压缩不敷,需要重写。我不晓得编纂部还保留原稿没有,若是有的话,对我来说那是很贵重的。

  李:是的。其时有人问是谁的文章,侯先生说,我也不晓得,是从昆明寄来的,名字也很怪,叫李埏,不晓得是何许人也。向达先生说,我晓得这小我。侯先生问,你怎样晓得呢?向先生说,我当然晓得,他是我的学生。于是,向先生给大师引见了我的环境。侯先生说,这篇文章我们要用。向先生说,那好极了。

  李:文章写好后交给学校,其时就是为了提职称。后来职称通过了。校党委书记激励我们向外面投稿,由于我们这里没有刊物,于是我就投给了《汗青研究》。其时我什么信都没写,文章也没有挂号,卷起来作为平信寄过去了,想编纂部能收到就收到,收不到就拉倒,本人也不太自傲,搞不清晰这篇文章有什么价值。不久,就收到了编纂部的回信,说文章太长了,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由于文章快要4万字。哎呀,我写这篇文章用了半个月,点窜和压缩则用了一个半月。编纂部要求压缩到23000字,我改成了23200字。寄去后不久,上面派我去加入一个会议,于是我就到了北京。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由于他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问先生怎样晓得啊。向先生说,有一天,侯外庐先生到汗青所二所开会,二所即此刻的汗青所,其时属于中国科学院。其时一所是侯外庐当所长,二所也是侯外庐当所长,三所是范文澜当所长。郭沫若先生很少来开会,他忙得很。一二所常常合在一路开会,由侯先生掌管。向先生说,侯先生一般日常平凡来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侯先生来到后赶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由于我点窜一篇文章,我对那篇文章很感乐趣,一口吻把那篇文章看完,成果就迟到了。

  仲:临来之前,编纂部叮嘱我,必然要来探望李先生,这是我来昆明最主要的使命。感谢李先生,今天打扰您这么长时间。

  我同《汗青研究》的关系非统一般,我走进史学界,就是通过《汗青研究》。其时云南良多人订阅《汗青研究》,但第1期没有,由于《汗青研究》第1期出书后才征订。后来我通过汗青所买回来三本第1期《汗青研究》,一本送材料室,一本我本人留存,另一本送了伴侣。我有至今为止整套的《汗青研究》,一本不缺,已捐献给我们汗青研究所了。我此刻岁数不小了,需要处置一下我的藏书。汗青研究所处所太小,没有那么多书架,还没有陈列出来。

  李:我认识《汗青研究》编纂部的庞朴、高世瑜等。“文革”之后,我投过稿,是札记,由于写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我曾经不可了,我堆集的卡片在“文革”中被抄去了,拿去烧火了,再让我去从头收集材料曾经不成能了,老本曾经没有了。所以,我就只能写点札记。他们二位(指林文勋和吴晓亮,李先生的二位满意门生)也协助我,出了一个集子,阐述《史记·货殖传记》。他们让我给学生开一门课,讲《史记·货殖传记》。学生听完课后,每小我要求写一篇读书演讲,我们从读书演讲当选取了大约10篇,作为书的后一半内容。因而,这本书二分之一是我的,二分之一是学生的。回头送一本给你。

  李:肖黎有本书叫《司马迁评传》,前后两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司马迁很尊重老庄的思惟。这就很矛盾啊,司马迁既尊重老庄,又拿过来批,为什么要在《货殖传记》里来批?《史记》不是有他们的传吗?为什么不在那里批?这一点我其实是有点不睬解,“文革”后我花脑筋最多的就是这篇札记。我想司马迁引老子这段话,不是没有缘由的,他不是为了批判老子。我从《货殖传记》抓住了一个线索,这就是改善糊口。“糊口”两个字就是他用的。我抓住了改善糊口这条线,那么,糊口的最高境地就是老子的这个话。就为阐发这个问题,我写了这篇札记。这篇文章的义务编纂叫宋超。我后来给高世瑜写过一封信,我说你们把我的文章颁发出来,我很感激,但宋超帮我改了一个字,生怕不是我本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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