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是中国最大贸易伙伴。随着数字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推动中国与东盟共同纵深发展成为当下关注的焦点。“东盟与中国实现支援协同、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文化融通、民心相通的前提是双方语言相通,能够顺畅的理解、交流,当前对东盟的国际传播存在诸多困境的关键是:民族文化多样性及语言体系的复杂性,跨语言间没有形成统一的共识。”近日,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等举办的“2021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上,传神语联网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恩培指出,东盟十国九语,在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爆发式增长给双方的沟通交流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国家语言能力建立以及语言服务水平关乎中国与东盟经贸、文化交流合作的未来。中国与东盟的国际传播能力待提高国家语言能力是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利器。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在我国国家利益遍布全球之际,国家在维护资源安全、经济安全、海外侨民安全等方面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全球语言的数量、完善的人才储备和应急使用机制,是否构建了强有力的语言保障体系。中国和东盟地缘相近、人文相通,是天然的合作伙伴。自200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如今东盟已经位列中国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也是中国-东盟合作的基石。中国与东盟的“互联互通”,除了陆海空的物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播先行来促进交流,带动民心相通。然而,双方的合作相通面临着发展困境:东盟十国的语种包括越南语、柬埔寨语、老挝语、泰语、缅甸语、印度尼西亚语、马来语、菲律宾语等,复杂的语种结构、尤其是小语种对中国的国际传播、东盟与中国的交流提出了更高要求。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宇明教授表示,语言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外语能力是个人的重要的语言能力,也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语言大国,也是外语学习大国,但却是一个语言能力的小国。”国家语言能力,就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能否得到及时的、合适的语言支援。“世界最重要的语言约20种,各地、各领域较重要语言200种(使用人口400万),学术研究有7000种语言,而目前我国只具有100余种的语言能力。”李宇明教授介绍。此外,我国语言服务业当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语言服务意识薄弱,语言服务体系不健全,语言人才培养和储备不足且比例失衡,语言产品和技术薄弱等短板问题。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相对滞后,意味着在沟通时不能达到深入人心的传播,这将制约了一些相关领域的发展,也会潜藏着一些风险。多路径推进语言服务行业“新基建”随着我国与东盟对外贸易、文化等交往活动增多,语言服务需求爆发式增长,如何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语言服务行业满足市场需求成为当下我国走出去首要解决的挑战。“过去1600年语言服务行业的作业模式几乎没有改变,无法从本质上满足市场多元化、场景化的语言翻译需求。”何恩培介绍,随着场景应用的多元化转变,以及翻译数量爆发式增长,传统的语言服务模式、处理速度及处理流程正面临着的巨大的挑战,语言服务行业可以通过多种路径实现“新基建”。其一,利用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行业的智能化水平、提升服务效率、突破产能瓶颈。过去30年至今,信息爆炸增长超1000倍,人类提供的语言服务能力未发生根本改变,这会导致翻译质量的下降,且存在大量重复性劳动。其二,行业必须大协同,形成语言服务行业统一标准、体系以及规范,专业的去对外传播。行业内目前的一个个公司仍是信息孤岛,各自为阵、低层次低效率重复建设。此外,不同版本的语言服务产出,给对外传播造成诸多不确定性。其三,要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导向来培养高素质语言服务人才,因为语言的天然属性决定了,语言是无法靠机器自学完成的,语言专家的断层日趋严重,语言专家应该同科学家一样被重视对待。每个国家的语言人才培养不要因为人工智能出现而放松,更不能丧失对语言专家的尊重,没有好的语言专家,语言能力建设只会越来越糟。此外,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必须建立中文自信。“翻译的价值是传递信息,而使用母语进行传播则传递的不仅是信息,还包括文化的神韵。”随着国际传播的开展,在特定场合要树立中文地位,像普及英语学习一样,让世人认为会用中文沟通是一件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只有被认同的传播才是有效的传播。用一个人能听懂的语言同他讲话,你触动的是他的大脑,用一个人的母语同他讲话,你触动的是他的心灵。”何恩培介绍,“目前语联网已经联手共同建立东盟应急语言体系,用区块链打造标准用语体系,建立东盟语言人才网络,形成以本国语言为中心的数字孪生引擎。”何恩培介绍,这一模式赋能各国翻译公司,链接信息孤岛,使得支付效率提升10倍,翻译成本降低,为中国与东盟发展以及数字经济建设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