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就是一个“之”字，到底该当摆在前面，仍是摆在后面，位置一倒置，意义就完全不合错误了，自动语气变成被动语气了。当然这个错误是无关宏旨，是无所谓的。这纯粹是文人之间的笑话。宋超人很不错的，既然曾经颁发，就没需要更正了。我其时欠好意义给宋超写信，就请高世瑜转告他，请宋超考虑考虑，我的看法对不合错误。“文革”之后，我给《汗青研究》的文章就这一篇，虽然是一篇札记，但我花功夫可不少，比写地盘关系那篇文章花的时间更多。

　　李：之后我和郭老并没有间接交往，不外他的秘书给我写过信。为什么呢？是由于我的别的一篇文章，标题问题是《梅花、元宝和马》。郭老写过一个脚本，标题问题是《武则天》吧？脚本里讲，上官婉儿要派一小我到长安去，给李贤通风报信，于是拿两锭银子给这小我作路费，给他一匹马快跑。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杂记，小短文，开打趣的，我说此人到不了长安，为什么呢？起首，唐朝划定，骑马要五品官以上。杜甫是七品，“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三十年在长安骑毛驴，他为什么不骑马？由于他没有这个资历，级别不敷，就像此刻坐小汽车一样，是有级别划定的。第二呢，他拿银锭买不到饭吃，由于唐朝还不消银锭，唐朝只能用绢，该当拿绢给他。银锭买不到工具，由于不畅通啊，那时还没有货泉。我这里有个学生王文成做关于白银的论文，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就像此刻我们拿美钞到乡间买工具，买不到的，是不是？由于乡间不消这个钞票。所以我说这小我到不了长安，怎样办呢？只要让这小我骑毛驴，再给他两匹绢。我把这篇文章寄给郭老，郭老的秘书回信说：郭老说了，按照你的看法，这个剧就不克不及演了，唐朝都是席地而坐，若是大师都席地而坐在舞台上，那么下面的人就看不见了（大笑），此刻是做戏，不是考据汗青。为此，郭老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件，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当然，这篇札记，我本来也没有筹算颁发。

　　李：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一会儿收到800多元，所以那时恰是我交好运的时候（笑）！其时正进行工资鼎新，高教品级分为12级，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怎样评的我不清晰。回云南后，我才发觉本人交了好运，收到了一大笔稿费，工资又提了两级。其时教员一般只提一级，我一年就提了两级。当然，我本来的工资太低了，为什么低呢？由于（解放初）有一段时间我分开云大，省当局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藏书楼的馆长，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所以云大两次工资鼎新都没有我的份，我的工资仍是老样子。没有钱怎样办呢？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传授，他很有钱，晓得我坚苦，就借给我钱。我其时想，你借给我钱当然好，我很感激，但我怎样还呢？心里头啊老是犯嘀咕。稿费这笔钱来了，工资又提高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我其时说要还他利钱，他说算了吧，就当我恭喜你。债还掉当前，我又带着小孩到商铺里买了三件棉大衣，我本人一件，大儿子李伯重一件，女儿李伯敬一件。儿子穿上棉大衣后，说穿大衣真和缓啊！那时确实很穷，有了《汗青研究》这笔钱后，糊口大为改善了。《汗青研究》稿费这么多，是出乎我不测的。那时《汗青研究》稿费分为12个品级，第一个品级是郭沫若、范文澜他们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品级，是很高的，我真是有一点被宠若惊。

　　仲：这个工作，临来昆明之前，宋超出格叮嘱我，要我代他向您暗示歉意，他说这个字改错了（听到这里，李先生和大师都笑了）。他此刻记得很是清晰，说我到先生那儿必然要替他暗示报歉。他说这个工作对他教训很大，说此后绝对不克不及随便更名家的文字，必然要问清晰查清晰。

　　仲伟民（仲）：本年是《汗青研究》创刊50周年留念，我们想出书一套丛书作为留念，此中包罗《汗青研究与中国汗青学50年——关于〈汗青研究〉的口述史》，由于《汗青研究》杂志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汗青学50年的过程。先生在《汗青研究》颁发过多篇文章，与《汗青研究》有很深的渊源，并且对这个杂志不断都很关心，所以我们想请先生谈谈您与《汗青研究》相关的履历和工作。

　　李：《史记·货殖传记》一开篇援用了一段老子的话，司马迁把这段话放在本篇之首，什么意义，为什么要援用这一篇？老子的这段话是说“至治之极”的社会，这是最好的时代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梁任公先生说，司马迁引这段话是为了攻讦老子，他使用摩尔根的理论，认为老子的话不合错误。梁启超之前，还有个杨慎，明代末年最广博的学者，《四库撮要》也说他学问很广博，他也说这段话是攻讦老子的。我看杨慎的全集，里面有称道老子的。《光明日报》理论部有个肖黎，我很服气他的看法。

　　林文勋(林)：1964年的时候，李先生颁发了《略论唐代的“货币兼行”》（1964年第1期）。1961年李先生执笔撰写了《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这篇文章是李先生按照本人加入上山下乡活动，出格是民族查询拜访的材料，联系古史分期问题，对其时古史分期的会商提出了一些本人的见地，一些新的思绪，这篇文章颁发在《汗青研究》1961年第3期。“文革”之前，李先生在《汗青研究》上颁发了三篇文章。“文革”中，李先生在云南大学被划成“三家村”“四家店”的骨干人物，由于李先生是吴晗先生的学生，与吴晗先生有师承关系。吴晗先生在“文革”中因《海瑞罢官》脚本起首被揪出来，后来云大活动也起头了，在“文革”之前，李先生的研究重点一个是地盘轨制，一个是唐宋时代货泉轨制下的商品经济。“文革”竣事后，李先生将其研究上升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系统地提出要注重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史在中国古代呈马鞍形的成长态势，第一个高峰是《史记·货殖传记》的时代，大约从春秋末年到汉武帝中期，第二个高峰就是唐宋时代。由于李先生曾经研究过第二个高峰，所以李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花了很大的气力来研究第一个高峰，他花了良多的精神来研究《史记·货殖传记》。他在研究中发觉，《史记·货殖传记》中引老子那段话，即“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以往的研究都不准确。因而，李先生从古代社会变化的角度，写了《〈史记·货殖传记〉引〈老子〉疑义试析》，颁发在1999年第4期《汗青研究》上，这是李先生“文革”后在《汗青研究》颁发的文章。虽然两头间隔了良多年了，但前后的研究是有很是慎密的联系的。

　　李：我其时写得很当真，用小楷写的。每写错一个字，我就用小刀挖掉，然后垫上纸补上，不改在旁边。我拿原稿和改后的稿子给我儿子看，锻炼他。我的儿子叫李伯重，其时他还没有上大学。我说你先看这篇文章（原稿），当真地看一遍，这是你爸爸写的文章，看完后再看这一篇文章的点窜稿。这一篇文章有40000多字，点窜后的文章为20000多字，压缩掉一半，我问他，篇幅压缩掉那么多，意义少了没有。他说，意义没有少。我又问他，文字是哪一篇好，他说后一篇好，短的好。其时我就对他说，写文章不要罗里烦琐，要精练。当然了，若是《汗青研究》不要求我压缩，文章就不会写得如许好。其时我曾一度认为《汗青研究》要求太苛刻了，此刻我则引认为良师益友啊！

　　李：后来还写什么工具啊，也没有时间写了。自我批判都来不及了，“文革”中人都几乎不具有了，还写什么工具呀。

　　李：有小我叫刘贵武，这小我此刻曾经归天了。刘贵武在云南大学做过助教，是楚图南的助教，那时楚图南是汗青系的主任。解放后楚图南做了西南大区的文教部长，这个大区是担任的。刘贵武后来调走了，调到了汗青研究所。解放前，这小我是地下党员，思惟很先辈。楚图南对我说，你要多同这小我接近，他会在学问上思惟上协助你。我想他比我年轻，我是讲师，他是助教，他来协助我？其时我不懂这意义。后来慢慢我才晓得，他是地下党（大师大笑）。本来他是要在这个（思惟）问题上协助我前进。有一次他到昆明来开会，对我们系主任说，李埏的这篇文章，郭沫若看了，郭老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此中李埏指出了《本钱论》中译本的一个错误，郭老支撑他。后来《汗青研究》把郭老的信登出来了。我在本人的文集中，把这封信也收进去了。此刻看来这不是什么问题，那时可是不得了的大问题。

　　林：这里我要说两句。《汗青研究》颁发的李先生关于地盘所有制那篇文章，对一个学者的成长和成长起到了很大的感化，也对一个学者的家庭和糊口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能够说改变了这个家庭糊口的情况。李先生的后代良多，在颁发这篇文章之前，糊口很坚苦，经常向四周的教员借钱。这篇文章颁发之后，《汗青研究》编纂部领取了460元钱的稿费，这在其时是不小的一笔钱。后来这篇文章又被两个处所先后转载，一个是《新华月报》，一个是《社会科学阵线》，其时转载领取稿酬的法子是，按原刊物所付稿酬的一半付给，如许每个杂志又付了230块钱，总共又获得460块钱，如许李先生一会儿经济上就翻身了。李先生还清了所有的债权，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件新的小棉袄，还有良多教员向他借钱。总之，这篇文章对改善一个学者的家庭经济情况起到了很是大的感化。

　　不久我出差到北京，开讲授纲领的会议。《汗青研究》编纂部晓得我来北京开会，于是他们通知我说，最好到编纂部来一趟。一位编纂拿出稿子对我说，你看上面有良多批语，是侯先生审的稿，侯先生批了良多看法，但愿你拿去看一看，你是后辈，虚心一点。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归去看，当天晚上看，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纂部。编纂问，你怎样改得那么快？我说，我本人的文章，很容易看，当然看得快了。编纂问，你认为侯先生的看法怎样样？我说，侯先生次要有三条看法，但第一条看法我不克不及接管。侯先生但愿我从农村公社讲起，从商周讲起，这个我此刻做不到，由于商周我没有研究过。侯先生的看法很好，但若是照侯先生的看法做，我只好三年当前再把文章寄过来。编纂说，不可不可，可不克不及拖那么长时间。我说，文章如果此刻登，侯先生的第一条看法我只好保留，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看法改，你们如果分歧意，那就算了吧。编纂说，这个工作你本人看着办，不外你是后辈，你该当虚心一点。

　　仲：我复印了一份给您带来。林：就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汗青研究》1964年第1期）一文的末尾，一个正文中。

　　我的恩师是张荫麟先生，我不断进修经济史，次要是宋代经济史。我到西南联大后，次要仍是请他指点。张先生归天后，我的研究并没有中缀。解放初期那几年，活动不竭，底子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也不敢写。后来《汗青研究》创刊了，我看到上面有前面几位先生的文章，感受到《汗青研究》还不克不及否定一切，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认，于是我也想写点工具。在《汗青研究》创刊号中，我对侯先生的文章出格感乐趣，由于他涉及的专题和我相关系。阿谁时候，我没见过侯先生，也不晓得他。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就想写点笔记、读后感之类的。刚好不久后学校要评职称，需要每人供给一篇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关于地盘所有制的那篇文章。

　　林：和《汗青研究》相关的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1983年在昆明召开的首届中国封建田主阶层学术会商会，影响很大，成为史学界的嘉会。此次会议在昆明召开，李先生从中起到了很主要的感化。

　　李：有，往来手札良多了。其时《汗青研究》编纂部把侯先生改的批语给我看，我问把稿子拿归去看能够吗？他们说能够，我就拿归去了。后来我把有侯先生批语的稿子留下了，拿了另一份稿子给编纂部。我对他们说，侯先生的看法我照改了，没需要看原稿了。此刻侯先生的稿子我仍然无缺地保留着。

　　李：我保留侯先生的批语是一种留念，由于侯先生曾经归天了，又是他亲笔写的。我记得侯先生的批语仍是毛笔写的。

　　林：会议是1983年开的，论文集是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书社出的。第一篇就是李先生的文章《关于封建田主阶层的几个问题》，媒介是诸葛计先生写的。

　　李：有一次我去长春开会，回来路过北京，我去编纂部找田居俭。田居俭说，黎澍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说，没有事就不打扰他了吧。所以我没有见过他。虽然我没有见过黎澍先生，但我看过他写的工具，我感觉很好。你晓得有小我叫吴天颖吗？

　　李：此次会议是庞朴倡议的。他邀请南开、云大同《汗青研究》一路会商田主阶层的问题。解放以来，大师都搞农人和平，研究农人，但对于田主阶层，很少有人研究。他倡议开个会商会，我很同意。我说，过去不会商这个问题，是有顾虑，由于对田主阶层，只能骂，不克不及说好话。其实，哪个阶层起头的时候，都是前进的，是该当必定的。相对于奴隶制，田主阶层是个新兴的阶层，代表新兴力量，该当必定。但那时谁敢必定田主阶层啊！庞朴说，没关系，我们是研究汗青问题。我说，你有这个胆子，我们就开。我给学校报告请示，学校给了经费6000元，会议还没有用完。后来，《汗青研究》还特地出书了会论说文集。

　　李：马恩全集是地方编译局翻译的，他们的工具有权势巨子性，欠好随便提看法的。我要改正这个错误，于是我请经济学老前辈秦瓒先生看，问能否准确。秦先生说，你细心考虑了吗？不要莽撞啊！他现实上并没看我的文章。在云大开《本钱论》课程的戴钟珩传授说，到底是你错啊，仍是他们错啊？他们地方编译局几多人在那里搞呀，还不如你呀？！他们不支撑我。我心里想，怎样办呢？秦先生问我，到底是中文本错，仍是英文本错，你有把握吗？我说，我有把握。他说，我看你仍是小心为是。其时我想，撞吧，反恰是学术问题。于是就如许登出去了，想不到后来获得了郭老的支撑。这让我很服气，申明郭老认当真真看我的文章了，由于我把这个改正放在最初一个注上。若是郭老不看完文章，就底子不成能发觉这个注。

　　李：那位编纂姓甚名谁，我不记得了。看来编纂部是尊重了我看法，文章不久后就颁发出来了。对我来说，这篇文章很是主要。这么说吧，以前史学界，除了云南大学汗青系晓得有个李埏外，没有谁晓得有个李埏。这篇文章出来当前，良多人都晓得了云南大学有个李埏。后来我对我的学生说，什么叫成名之作？这就叫成名之作。其时良多人打听，李埏何许人也。有一次我到香港大学，某传授让我打听谁是李埏，我说你不要打听了，我就是李埏，他说我要向你进修，后来我们成为了好伴侣。

　　仲：我要一件复印件就能够了，原件仍是您保留。我们出书这本口述史的时候，若是能附上侯先生批语的复印件，那就太好了。

　　仲：还有一件工作，不知先生记不记得。先生已经改正了《本钱论》翻译中的一个错误，郭沫若为此特地写了一封信。

　　李：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侯外老来过会场一次。那是一个昌大的会议，全国的讲授纲领会议，杨秀峰、周扬等都来了，很注重这个会。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位联名宴请全体代表。我和韩国磐先生坐在统一张桌子上。韩国磐先生和侯外庐先生有旧，韩先生对我说，我们去向侯外庐先生敬酒怎样样？我说好。于是我们两人到他的桌子那里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侯先生，若是不是韩先生带我去的话，我底子不晓得哪一位是侯先生。敬完酒后，侯先生对我们俩说，汗青研究所聘你们为兼任研究员。我其时不晓得说什么好，只说感谢，感谢！其实，我其时的心里就像谢安听到了淝水之打败利的动静（大笑）。按其时的划定，做兼任研究员，要给我1/4的工资，我在云南大学的工资200元，如许就要给我50元，不断给了我10年。10年中，这笔钱给我很大的协助，同汗青所的关系也比力亲近。反右斗争起头后，我不领会环境，对汗青系总支书记说，按照划定，我该当到汗青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他说我去问一问学校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说，李埏不是，能够让他去。于是我就去了汗青所。其时，汗青所正在如火如荼地反。同去汗青所的还有蒙文通先生和唐长孺先生等。汗青所天天开会，人们无所事事。于是我和唐长孺先生两小我天天跑北京藏书楼，看善本书。我们看了良多处所志及其他藏书楼看不到的书，两小我结成了深挚的友情。我尊崇他为前辈，他说不敢当。我们两小我一块吃饭，一块去，一块来。藏书楼不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去万牲园（动物园）或北海玩。我们旦夕相处，直到分开北京。后来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其时云大分批加入劳动，一去就是一年，次要是讲师以上的传授。我是第二批去的。除了春节回来一次，其他时间不克不及回家。劳动熬炼对我倒也是功德，以前我肩不克不及挑，手不克不及提，嗨，不到两个月，我就能和出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劳动对我很有益处，一年到头，我跟农人同吃同住。以前我不晓得农业出产是怎样回事，通过劳动领会了。别的一个益处是，我到大凉山两个月，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路劳动，收益很大。其时，方国瑜先生也去了。我们从大凉山回来后，黎澍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你们给《汗青研究》写个稿件吧，方国瑜先生让我写，我就写了。去大凉山的共有四小我，我说仍是以小组的表面签名吧。黎澍回信说，不要小组的表面，要以本人的表面。我对峙说，仍是署我们四小我的名字，若是零丁署我的名字，我们四小我的关系就欠好了。颁发在《汗青研究》的这篇文章，是黎澍约的稿。黎澍此刻归天了，是不是？

　　李：吴天颖是北京经济学院的。我从长春回来，看到傅筑夫先生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打听傅先生在哪里。吴慧说，我认识，我引见你们去吧。他写了地址给我们，我们就去了。在傅先生家，我们碰着了吴天颖，他是傅先生的助手。我回来后对学校讲，傅先生的文章很好，能够请他来讲讲嘛。于是我们就请他来讲学，他在云大差不多10天的时间，给我们做了几回学术演讲，并旅游了昆明。他归去后，说要想法子报答我，于是他邀请我到经济学院。其时经济学院的规模很是小，傅先生搞了一个研究室，大要有十几小我，我给他们做了几回学术讲演，很是强烈热闹。我在北京经济学院差不多待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天要冷了，我就回来了。那时经济学院阿谁处所很冷落，四周只要一个饭店。

　　李埏（李）：我对这个标题问题很感乐趣。1954年《汗青研究》创刊，第1期颁发了陈寅恪、侯外庐、范文澜先生的文章，还有向达先生的文章。我看了侯先生的文章后，很感乐趣。

　　李：《汗青研究》颁发这篇文章在我终身中很是主要，能够说具相关键性的感化。后出处于政治活动，同《汗青研究》就没有联系了。到了60年代，我把一篇文章进行了点窜，花了很鼎力量。寄到编纂部后，编纂部让我压缩。我说光压缩不敷，需要重写。我不晓得编纂部还保留原稿没有，若是有的话，对我来说那是很贵重的。

　　李：是的。其时有人问是谁的文章，侯先生说，我也不晓得，是从昆明寄来的，名字也很怪，叫李埏，不晓得是何许人也。向达先生说，我晓得这小我。侯先生问，你怎样晓得呢？向先生说，我当然晓得，他是我的学生。于是，向先生给大师引见了我的环境。侯先生说，这篇文章我们要用。向先生说，那好极了。

　　李：文章写好后交给学校，其时就是为了提职称。后来职称通过了。校党委书记激励我们向外面投稿，由于我们这里没有刊物，于是我就投给了《汗青研究》。其时我什么信都没写，文章也没有挂号，卷起来作为平信寄过去了，想编纂部能收到就收到，收不到就拉倒，本人也不太自傲，搞不清晰这篇文章有什么价值。不久，就收到了编纂部的回信，说文章太长了，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由于文章快要4万字。哎呀，我写这篇文章用了半个月，点窜和压缩则用了一个半月。编纂部要求压缩到23000字，我改成了23200字。寄去后不久，上面派我去加入一个会议，于是我就到了北京。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由于他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问先生怎样晓得啊。向先生说，有一天，侯外庐先生到汗青所二所开会，二所即此刻的汗青所，其时属于中国科学院。其时一所是侯外庐当所长，二所也是侯外庐当所长，三所是范文澜当所长。郭沫若先生很少来开会，他忙得很。一二所常常合在一路开会，由侯先生掌管。向先生说，侯先生一般日常平凡来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侯先生来到后赶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由于我点窜一篇文章，我对那篇文章很感乐趣，一口吻把那篇文章看完，成果就迟到了。

　　仲：临来之前，编纂部叮嘱我，必然要来探望李先生，这是我来昆明最主要的使命。感谢李先生，今天打扰您这么长时间。

　　我同《汗青研究》的关系非统一般，我走进史学界，就是通过《汗青研究》。其时云南良多人订阅《汗青研究》，但第1期没有，由于《汗青研究》第1期出书后才征订。后来我通过汗青所买回来三本第1期《汗青研究》，一本送材料室，一本我本人留存，另一本送了伴侣。我有至今为止整套的《汗青研究》，一本不缺，已捐献给我们汗青研究所了。我此刻岁数不小了，需要处置一下我的藏书。汗青研究所处所太小，没有那么多书架，还没有陈列出来。

　　李：我认识《汗青研究》编纂部的庞朴、高世瑜等。“文革”之后，我投过稿，是札记，由于写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我曾经不可了，我堆集的卡片在“文革”中被抄去了，拿去烧火了，再让我去从头收集材料曾经不成能了，老本曾经没有了。所以，我就只能写点札记。他们二位（指林文勋和吴晓亮，李先生的二位满意门生）也协助我，出了一个集子，阐述《史记·货殖传记》。他们让我给学生开一门课，讲《史记·货殖传记》。学生听完课后，每小我要求写一篇读书演讲，我们从读书演讲当选取了大约10篇，作为书的后一半内容。因而，这本书二分之一是我的，二分之一是学生的。回头送一本给你。

　　李：肖黎有本书叫《司马迁评传》，前后两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司马迁很尊重老庄的思惟。这就很矛盾啊，司马迁既尊重老庄，又拿过来批，为什么要在《货殖传记》里来批？《史记》不是有他们的传吗？为什么不在那里批？这一点我其实是有点不睬解，“文革”后我花脑筋最多的就是这篇札记。我想司马迁引老子这段话，不是没有缘由的，他不是为了批判老子。我从《货殖传记》抓住了一个线索，这就是改善糊口。“糊口”两个字就是他用的。我抓住了改善糊口这条线，那么，糊口的最高境地就是老子的这个话。就为阐发这个问题，我写了这篇札记。这篇文章的义务编纂叫宋超。我后来给高世瑜写过一封信，我说你们把我的文章颁发出来，我很感激，但宋超帮我改了一个字，生怕不是我本来的意义。